埋骨何须桑梓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是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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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位于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经过修缮后重新向公众开放。这里是毛泽东人生的重要起点，1910年秋，他从这里出发，踏入山外的世界，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毛泽东的严父、慈母、恩师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面对五四浪潮，青年的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是什么原因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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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父、慈母、恩师
1893年，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毛泽东出生了。小时候的他和其他农家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自述：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子，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佑新说：毛顺生，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农家父亲的那种发家致富那个生活追求，所以他在对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上，这种要求上，我想也比较明确，那就是希望毛泽东按照他自己的那种设想，就是做生意，成为一个生意人，继承他那点家业。
毛顺生勤恳经营，毛家逐渐兴旺起来。在毛泽东10岁时，家中每年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父亲希望他可以顺利接手家业，继续做下去。可少年毛泽东的志向并不在此。八岁的他在家乡的私塾读书。
毛泽东自述：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父亲执拗地让他退学回家，专心务农，毛泽东就在闲暇时坚持看书。父子之间关于读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与父亲经年的冲突中，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自述：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无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
电视剧《毛泽东》编剧黄晖说：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头，妇女有的特定的地位，当然是男尊女卑的，但其实女人在家庭中也是有她特定的话语权的，只是呢你要寻一种规则来进行，就是不能明着对抗，比如说妻子和丈夫，你要顺从丈夫，但是可以规劝和软抵抗。
在少年毛泽东眼里，母亲的慈爱同父亲的严苛形成对立，像是家庭的冷暖两面。在自己同父亲的冲突中，母亲总是有倾向地保护自己。她的身份和智慧给这个家庭男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她表面上保护孩子，但背后却在想方设法缓解家庭内部矛盾。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被编入第八班。他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五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了二十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重要的启蒙导师——杨昌济。
毛泽东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杨昌济早年致力于经学研究，曾在日本和欧洲留学共十年，是当时为数不多学贯中西、对东西方社会、文化、哲学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1913年，他拒绝了时任湖南总督要其出任湖南教育司司长的邀请，而选择去师范学校当一名教员。
《青年毛泽东》作者赵遵生说：当时的湖南的省长叫督军叫谭延闿，当时他要请杨昌济做教育司司长，分管全省的教育，那这个职业对一般人来说求之不得，一个职位高，一个薪水高，一个风光。多少人想求这个职求不到，没想到就他们整个第一师范这个学校包括它那个校长都没想到，他当众就是回谢了，没有接这个差事。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很多人认为他傻，书生。
在杨昌济教授的《伦理学原理》课上，毛泽东记下了一万多字的批语和各种标注符号。在一次课后作业中，毛泽东写了一篇叫做《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阅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了“加5”。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此以农家出异才，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
在这五年中，除了从知识和人格上启蒙毛泽东，杨昌济的修身之道深深影响了他。1917年，毛泽东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修身理念，影响一时。这一理念就是受到了杨昌济坚持洗冷水浴的启发。
“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佐理员”
1918年，毕业后的毛泽东来到北京，想要了解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杨昌济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他并没有报考预科，经济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才能报考大学。进北京大学读书的愿望已然落空，青年毛泽东只能寻求别的出路。
毛泽东自述：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佐理员。
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馆长艾建玲说：虽然这个收入很低，但是也能保证毛泽东在北京的基本的生活开支，因为在这里，做的是一份读者过来做个登记，打打开水扫地，管理几十种报纸的这样一个卑微的职业。
毛泽东自述：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部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佐理员所讲的话。
尽管生活艰苦，但毛泽东的精神得到了满足。在北大图书馆，他有机会饱览各类中外书籍，还可以见识到众多的名人。
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金民卿说：你像那个自由主义者，蔡和森，陶孟和，然后改良主义者胡适，然后那个新村主义者周作人，就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然后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都在北京大学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所以说他跟这些明星们，思想明星们一下就说直接的面对面的去接触了，所以对毛泽东的理论视野的开阔，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的调整，都是影响非常大的。
电视剧《毛泽东》编剧黄晖说：北大呀，那在当时正好是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各种最新潮的思想，激烈交锋和互相绽放的时代。就是他投进去之后，我记得他形容自己说，他说就像一头牛闯进了一片菜园，饥饿的牛闯进了一片菜园拼命地吃，拼命地吃。就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一个这样的如此多的学术思想文化璀璨交锋和各家之言，都允许兼容并包的这样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大本营里头，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
五四浪潮 席卷而来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照顾病重的母亲。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尽管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却仍被这股澎湃的热浪炙烤感染。
5月中旬，担任北京学联总干事的邓中夏来到湖南，联络成立湖南学联，支援北京学生运动，他找到了毛泽东。出于舆论宣传的需要，湖南学联成立后，决定创办一份刊物，由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刊物最终取名为《湘江评论》。
《青年毛泽东》作者赵遵生说：他为什么弄这个报纸呢，就感到心中有很多话要说，要说给民众听，你要就是像《京报》一样唤起民众，如果民众都不了解，对这个只知道恨不知道唤起民众，不知道反抗，不知道就是有新的路，你永远就被压制。所以他后来就办了这个《湘江评论》。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正式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自述：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辛亥以来，九年之中，湖南督军换了11任，对这块中国政治思想聚碰之地，无数人想占据，但都难以立足。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湖南地方主义势力本土情怀，他们希望借机建立湖南自治，湘人治湘。
在张敬尧被驱逐后，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被推上了首要位置。谭延闿是湖南人，此前，曾两次督理湖南，在湖湘士绅当中有着很好的声望。谭延闿与毛泽东曾有过师生之谊，他曾担任过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并且当年正是在谭延闿的主持下，湖南一师才形成开明学风，成为湖湘新文化的荟萃之地。
然而谭延闿正式上任后，风向很快发生了变化。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召开“自治会议”，并决定以此为基础，制定宪法，企图包办“制宪”。此时，湖南社会各界才明白，谭延闿搞的自治是“官办”自治，并非他们想象的“民办”自治。
毛泽东主张“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说：“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
毛泽东感觉自己被愚弄欺骗，谭延闿主张的仍不是人民的自治。随后他们发起了“驱张运动”之后新一轮的游行请愿活动。10月10日这天，两万长沙市民冒雨前往谭延闿所在的湘军司令部请愿。
谭延闿接见了请愿代表，并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但是谭延闿没有等到兑现承诺的那一天。仅仅13天后，由于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湖南自治从此流产。
湖南日报社高级编辑文热心说：毛泽东也可能原来想通过那边来改造中国，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已经掌握政权的，就说我打下来的政权，我怎么会让给你呢，让你这个草民来掌握呢？把一般人的上行的阶梯堵死了，那我只能是通过革命的办法来了。
在这期间写给向警予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1919年4月，他回到湖南，在斗争实践中研究、比较、检验了各种主义学说。1920年春天，他第二次来到北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十年间，毛泽东实现了从一位乡村青年到革命者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是自我成长，也是大时代对他的影响塑造。敬请观看本周凤凰大视野《人生无处不青山——青年毛泽东的足迹》！
编辑：王鼎尧、栗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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