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来就菊花(还来就菊花读音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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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忆我的爷爷王文清

王传玫

爷爷生前喜欢饮酒，也喜欢赏花，在这美丽的秋天里，盼望我爷爷的英魂能够再回到这片生他养他，并为之付出青春与满腔热血的地方。

我的爷爷王文清，原名王怀德，1909年出生于山东邹县太平镇杏行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爷爷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欢乐，也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爷爷出生时，家里有20余亩地。爷爷的祖父时代是贫农，在世时饱受恶霸地主富农的欺压与歧视，因此在我爷爷7岁时，就把他送到学堂读书，当时对他的要求是，学成后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免受别人的欺压与歧视。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知识的积累，爷爷在学堂里接受到了新的思想，也知道了有一个劳动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能给穷苦百姓带来幸福，能够拯救中国。

于是在他年轻的心灵里，充满着希望，向往着美好的社会。

参加邹西农民运动

1927年冬，由于北伐战争的革命影响，山东恩县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马怀礼，成立了邹县农协会，领导搞农民运动，马怀礼常到乡下组织宣传发动群众，联络了一批农村中的小知识分子，提出“唤起民众，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打到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的口号，深得广大群众拥护。我爷爷积极的参加到运动中来。为了更好的开展活动，爷爷与邹西有着共同理想的小学同学，应读完中学回乡的彭建华之邀，与同学孙玉贞等，成立了“平阳寺农协会”，斗争了孙村恶霸地主孙清源，后又联合邹西十几个村子的积极分子，成立了“区农协会”，其中有彭建华、冯起，步云亭、刘仲农、孙光远、步德喜、樊玉会，与我爷爷被选为农协会常委委员，他们常利用“诉苦会”联名告状、游街示众等形式，带领会员揭露和批判地主劣绅欺压百姓敲诈勒索及鱼肉乡民的滔天罪行。先后斗争了东里彦的恶霸地主李兆秀，纪沟的黄定涛（黄五），陶城的张树、杨宗营，落陵的王阳申，庄里的邓传杰，南亢阜的马振章，这些人有的被扣押，当社政的被撤下来，冯庄撤下了李兆秀，换上了社政韩相荣，纪沟撤掉了黄定涛，也就是黄五，换上了步德玺，并且使部分地主退出赃款。到了1929年春，国民党进行清党，邹县党部委员换成了陈云亭，农协常委马怀礼被撤掉，将其逮捕押送济南，县农协委员会改为整理委员会，农民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地主豪绅又嚣张起来，曾被关押退款的恶霸地主李兆秀，不但不退款，反告冯起诈财诬告，于是邹县法院将冯起关进监狱，我爷爷王文清与步云亭等，发动起农民、教师、学生、店员上万人，拥到县门前，抬了铁要给铸贪官铁人，反动政权慑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冯起。

就这样，旧的劣绅打倒了，新的劣绅又上台了。爷爷心里的希望与幻想，完全变成了失望与悲观。

但是，农民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我爷爷他们这批区农业协会的负责人，却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们成为了革命的种子，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悄悄的萌芽，为以后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结交彭建华冯起

同年春，国民党邹县分部，在邹城内成立了一所“三民主义”小学教师训练班，我爷爷与冯起，彭建华、步云亭、韩维密、岳春霆、刘仲明、于镇泉等一起考入训练班，结业后，大都回到本地任教，我爷爷被分配到万字会小学，岳春霆在一小，冯起和于镇泉分到二小，韩维密在西关初小。农民运动让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经常在不同地点秘密聚会，畅谈五四运动，探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决心要找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邹县党组织。

彭建华和冯起对我爷爷的影响是很大的，彭建华是与我爷爷家仅相隔一里多的邻居，也是小学同学。冯起是在与爷爷一起搞农协会认识的，共同的报负与信仰使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生死之交。彭建华虽然牺牲多年，爷爷一直都没忘记他，也非常怀念他，后来爷爷把他的孙女，我的堂姐，嫁给了彭建华的孙子。冯起爷爷在解放前几进监狱，我爷爷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去救他，去保他。解放后“文革”中批斗老干部，有一次也把冯起爷爷给关进了青岛监狱，爷爷还是冒着被处分的危险，拿着酒去监狱里看他，并在监狱里住着不走，给他作证，当我爷爷回家没几天，冯起爷爷也被释放了。爷爷在世时，每当想起他，就会念叨，国民党的监狱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蹲过。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这足以说明，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友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那些积极找党的日子里，后来爷爷知道了他们加入了共产党，但在那白色恐怖的时期，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爷爷为了他们的安全也不敢问，但是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行动也是一致的。就这样，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以学校老师的身份，积极的组织参加了各项革命活动，如“教员会”“读书会“等，爷爷经常也充当起联络员的工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活动更加频繁。我的爸爸曾经说过，爷爷和彭建华、冯起他们还拜了把兄弟，还有照片，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战斗频繁，有家不能回，照片也找不到了。

对于爷爷参加革命工作，进行抗日斗争，我的曾祖父与家里的亲人们，既担心又害怕，给予了爷爷很大的阻碍与限制，还以分家来威胁，但这丝毫也没影响我爷爷的革命意志。在1938年夏季，日本鬼子扫荡杏行村时，把我的曾祖父给杀害了。

1932年秋，彭建华因在上课时宣传社会主义，年底被学校以“课堂宣传赤化”的罪名辞退，后到邹东颜母庄小学任校长，随后我爷爷也辞去了万安小学的工作，随彭建华到颜母庄小学教书，后来冯起也到了颜母庄小学，在颜母庄期间，认识了邹东进步人士聂秀轩，张景洲，王绍武，并依靠他们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冯起在颜母庄小学待了两个月，被国民党发现，又回到了邹西。没几天，彭建华和我爷爷先后被辞退，也回到邹西，我爷爷到蔡庄小学教书，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1936年9月，邹县党组织发展了我爷爷和步云亭、周次温、郑西琴、韩孝和，孔阴甫，蒋丹亭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月27日（腊月十五日）彭建华被捕，押送济南，一起被捕的还有冯起，李希杰、周次温，邹县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时，步云亭与我爷爷担负起了党的领导工作，我爷爷与步云亭、吴文清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三次去济南监狱探视，传递情报，并且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开展革命工作。

参加南亢阜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经中共山东省委多方面交涉，由我爷爷和步云亭、吴文清、步占宽等出面做保，彭建华4人获释出狱。

1937年11月，由彭建华、冯起、韩维密，步云亭，我爷爷王文清，组成了新的邹县县委，彭建华任县委书记，我爷爷任宣传委员。之后，县委领导们分头走村串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提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弹药，毁家纾难，满腔热情的拉武装，把自家枪弹献出来，以土地财产变卖换枪支，劝说亲友献钱献枪，散兵带枪入伍，从地富家中收集枪弹，接受乡农学校刀枪武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组织起200多人枪的武装，在南亢阜成立了鲁南抗日游击总队，并成立了鲁南抗日自卫团，团部设在南亢阜，冯起任团长，步云亭任副团长，县委书记彭建华抓政治工作，我爷爷负责帮助武装组织。

枣庄市公安局长步占沂曾回忆说：1937年12月16日，邹县县委组织地方武装，进行抗日活动，领导发动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成立游击总队，打响了鲁南抗日第一枪。

但是，革命怎能轻易胜？凶恶敌人在前头。1938年3月3日，农历二月二日，国民党顽固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移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邹县人秦启荣，勾结叛变的红枪会，制造了震惊鲁南的南亢事件。事变前，他们利用我们和侦探队、地主武装自卫团保持的抗日统战关系，以开会研究抗日事宜为名，农历二月初一，把冯起骗到荆家集扣押起来，午夜后，派大批地方武装，对我抗日武装鲁南抗日自卫团团部所在地南亢阜，突然袭击。县委书记彭建华，挺身而出，血洒讲台，当场牺牲，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我爷爷与步云亭丁平等人当机立断，步云亭带领部分队员越学校西墙，我爷爷与步占宽带领三大队队员，推倒学校北墙，突围而出，撤到纪沟村集合后，仅剩三四十人枪，他们没有被吓到，继续整理武装，坚持抗日活动。

1938年秋，邹西抗日武装队伍在纪沟又失败，虽被俘去12人，仍坚持抗日活动。这时冯起由湖西放回，继续组织武装，坚持工作，待环境恶化，实在不能坚持后，才又转移到梁山巨野鱼台一带活动，秋后又回邹西，后由于李兰亭叛变失败，便转入地下活动。

邹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财政科长

1939年9月，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到邹西，爷爷他们又重新组织起地方武装100余人。由于敌人“扫荡”，始随部队转移到微山湖鱼台单县一带活动，至12月再回邹西，遵照115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组织邹县抗日民主政府。步云亭任邹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县大队大队长。我爷爷王文清担任首任财政科长。爷爷在回忆录中说：这时候的政权工作很不正规，完全处于游击环境，经费没有可靠的来源，只要粮食问题解决了，吃饭没有问题就算了。衣服问题很难解决，除在湖西有苏鲁豫支队发给一部分外，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衣服都是自备的，财政开支很成问题。

1939年底，由于敌人“扫荡”，又随六团转移到邹东去。爷爷的工作是终日筹办给养，但到环境恶劣时，连粮食都筹办不够吃的。

爷爷抓后勤工作，管粮食 ，但是粮食都运给部队与我们的军区机关，爸爸他们是经常挨饿的，说不管是在根据地还是在转移的路上，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一碗玉米糊糊，野菜树叶经常吃，连那非常难吃的椿树叶都吃过。爷爷说那一时期他的工作，还是比较艰苦朴素，大胆泼辣，任劳任怨的。有时有些紧要物资，医药什么的，爷爷也会亲自去国民党统治的县城采购，我姥姥曾经给我说，你爷爷年轻时去县城买东西，骑着自行车，穿着绸褂子，戴着墨镜，可威风了！我能想象我的爷爷，那时是既英俊又威风！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为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为我的爷爷骄傲！

1941年6月爷爷王文清调鲁南专署（后改为行署），8月又到山东省战工会财经学校去学习。1941.8一1942.8，学习期间，正值全国和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虽经敌人铁壁合围的“扫荡”，爷爷他们仍能坚持随校学习与工作。这时二百多学员中，除将体弱多病安插到地方外，尚余一百多人，除学习外还做些宣传工作。学习结业后，1942年9月回邹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做了三四个月的银行工作。银行除主任外，尚有办事员一人。这时的银行工作，主要是对敌人进行货币斗争，禁止伪钞拢济法币，对伪法币采取贬值，当时法币和北海币是1:1，结果贬到1:0.2。邹县根据地的面积是很小的，由于我们根据地的货币有物资的保证（主要是粮食），在使法币贬值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顺利的，严禁伪钞，贬值法币，保证了根据地的物价稳。

动员全家参加革命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爷爷不但自己参加革命，为抗日，为消灭敌人，他动员了全家都参加革命，我的三爷爷王怀盈，16岁爷爷就把他带到队伍上，拿枪打仗，后来三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着陈毅的队伍南下，解放上海后，做了上海市第一批革命建设干部。我大姑17岁就被爷爷送到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后大姑也参军到了部队，加入了共产党。我大爷也在地方部队，拿枪打仗，1949年解放，回到农村老家。我爸爸10岁左右，在鲁桥时，就在爷爷所管辖的商店里帮忙做事，他帮忙收货拿货，给收来的布匹盖章等等。爸爸说那个商店只进不出，也就是只买各种物资，从来不卖，收到的布匹棉花，送到我们的加工厂，给部队做衣服，收到的粮食供应部队，收到的钢铁送到我们的兵工厂做武器，还收老乡们破坏敌人的电线等等。总之是有用的什么都收。

那时候的爷爷非常非常忙，根本无暇管孩子，有空了爸爸还去医院帮忙照顾伤员，每年给他发两双鞋，他很高兴，说就是正式在册的人员了。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经常疯狂的来“扫荡”，这时爷爷都是跟部队转移。爸爸说，他们是很难见到爷爷的。敌人来了，有时候是派人用小船把他们送到芦苇深处藏起来，等敌人走了再把他们接出来。有时候跑不及了，就跟着老百姓藏在山里。有时候在撤退时还遇到敌人的飞机扫射，他们就趴在路边山边不动，等敌机走了继续赶路。爸爸说，有一次夜里转移，找的向导迷路了，围着大山转了一夜，天亮看到又转回到了原地。

1947年2月的那次去黄河北的北辙，走了很远，我问爸爸他们夜里休息在什么地方？回答是路边，老乡的院子里，如果老乡让进屋的话才能在屋里，但是遇到“扫荡”，老百姓都藏到山里去了，家里没有人，所以他们只能在外面。孟良固战役时，爸爸去前线抬伤员，战场上亲眼看到我们英勇的战士炸敌人坦克，战士跳上坦克，打开上盖，把手榴弹往里扔，敌人把手榴弹推出来，战士又推进去，敌人还是往外推，战士不走，一直挡住往里推，后来那颗手榴弹就在敌人往外推时，在手里爆炸，把敌人的手给炸掉了。1948年解放军大反攻，年满16岁都可以参军，南下打仗，爸爸是1933年出生的，也要求去，但不到16岁 ，部队不收。于是就去了渤海我们的兵工厂，制造武器打敌人。重庆解放，爸爸就被分配到重庆兵工厂，为的是给那些为国民党工作多年的老工人，宣传我们共产党的政策。

为革命聚拢物资

邹县工商局成立后，爷爷王文清便到该局任监委，对做工商局监委工作，一开始他也是生疏的，那时的业务既多又复杂，既搞银行和贸易，又搞税收和合作（合作工作主要是纺织）。1944年10月调二专属运河工商管理分局去工作，是和二地委二军分区一块去的，是去新开辟工作。地委新成立，军分区也是新成立的。工商工作更没有一个基础，没有一个县的有过县工商局，局里只有两个人，盛一群任副局长，带着两个通讯员。当时二专属只有四个县，峄县系游击区，四面靠敌人，不能开展工作，滕县靠近区局（行署领导），由区局直接照顾，能开展工作的只有临城和凫山（现邹、滕二市西部）。除盛一群留临城工作外，爷爷王文清便到凫山去开辟工作，由于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数月后工作即有开展，税务、银行、贸易的业务机构，已逐渐建立，这次的工作除了保证税收，掌握物资，稳定物价，满足党政军的物资供应外，还建立了工商工作的组织，成立县工商局及商店税收机构发展到120余人，给以后工商工作打下了基础。

关于爷爷在工商局的工作，枣庄市公安局长步占沂有回忆说：“我父亲（时任邹东独立营后勤管理员），写介绍信，叫我到邹东独立营（驻泗水县的张庄）去参军，我走到十龙嘴村东，遇到中共邹县工商管理局书记王文清同志（我们是老乡）他问干什么去？我说我父亲写介绍信，叫我去参军。王文清同志说，别去参军了，拐子河总商店缺个总出纳。你会打算盘吗？你会写阿拉伯字吗？我说：我会打狮子滚绣球，上过两年多的高级小学，5年多的私塾学，就是劳动几年不大管用了。王文清同志又说：边工作边学习嘛，只要会打狮子滚绣球，珠算加减乘除法没有问题，跟我去干吧。我随即跟王文清同志到拐子河总商店，担任总出纳会计，接替赵昌同志的工作，去到当天下午就上班，看到有盐店、杂货店、还有弹药、医药、器材店.……这个商店是对敌斗争的经济命脉，是打破敌人封锁我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武器之一，是插向敌人的一把利剑，我们当时已掌握青口食盐场，掌握了大量的羊毛皮货山果等物资，就可以通过商人和敌伪交换，以货换货，换回根据地所需要的东西和群众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以及军用物质”。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爷爷这一阶段的工商工作做得是很成功的，很有成绩的，对于我们的部队和根据地，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爷爷善于发现人才，为我们事业所用的工作作风，也是很优秀的。

1945年7月，爷爷王文清调鲁南行署，原做生产合作工作（归粮食处领导），实业处成立后（设三个科），改做农林工作。爷爷说：“在做生产工作时，全科只有三个人，这时主要工作是搞纺织合作社，和农业上的变工互助，提高农业生产和解决根据地的穿衣问题，由于这一工作是全党的主要工作之一，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配合与支持，因此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在做农林工作时，是偏重于农业工作的（林业工作不多），也是通过变工互助来进行改进技术改良品种等办法，来改进生产增加生产，环境紧张时，其他科的负责同志都先后调去支前了，敌人重点进攻时，全处只剩四、五个人了，不光搞本科工作，还须照顾其他两个科（合作工矿）的工作。1947年2月北撤后，在渤海搞家属生产工作（当时有九千多家属，成立了家属办处），回鲁南和鲁中合并为鲁中南行署前后，仍作农业工作，在这段工作中除到肥城专属（现并泰安）检查工作月余外，调做济宁致远（与鲁西配合）一去就待了四五个月，回行署不久就调去济南了。”

去建设新济南

由于军阀在济南的长期混战，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美丽的泉城济南，被破坏的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很多人居无住所，生活没有着落，城市绿化环境更是很差，1949年，爷爷被调到济南后，先到建设局，开始是做农林工作的（主要是林）。爷爷在回忆录里说：“当时济南市林业工作基础很差，林场在千佛山四里山一带，和金牛山一部，苗圃更可怜，辛庄金牛山两处共计不到三十亩（每处十四亩多），干部全部不过五、六人（科和苗圃经费也有限，这样很难满足全市的绿化要求，于是就想方设法增设苗圃，增加洛口一处170余亩，省交给突福一处300余亩，扩大育苗面积，结合发动群众植树造林”，爷爷还领导重点改造修缮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城市明片风景处，让他们成为济南城市的醒目标牌，取得巨大成绩。

1956年，爷爷被调到济南房管局任局长后，那时济南人民的住房条件很差，好多人都是挤在破旧的房子里，特别是刚解放没多久，新调进了大批的共产党的干部 ，所以房子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爷爷满脑子想着多盖些房子解决严重的住宿问题，拼着一股子工作热情干劲，顶着巨大压力，楼房建房指标，从由一万增到二万二千五百，平房由四千增到一万平方左右，克服了重重困难，力争达成工作目标。

爷爷王文清这一辈人，对党忠诚，为民赤心，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大公无私，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爷爷对同志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心，比如五几年的时候，机关每年都涨工资，每次爷爷都让给别人，说他们家里孩子多且小，生活困难，让他们先涨吧。就这样连着让了三年。冬天下雪天，爷爷看到门前的修路工人，没有热水喝，就把他们叫到家里来，给他们倒上酒，让他们在家里歇一歇，说喝点酒让身上暖和一下。后来爷爷到历下区工作时，单位给他分了三室的套房，但区里有个女同志，生了孩子还没有住房，丈夫在部队。爷爷就把他的那间单独最大的房间让出来，给她住，爷爷奶奶和我哥哥挤在比较小的套间里，两家人共用一个不大的厨房与不大的卫生间 ，爷爷就是这样想为他人想，做为他人做，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他对自己家人却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的子女行方便。我爸爸1949年解放时才16岁，爷爷到济南做官后，完全可以把他调到济南，或者送到学校去读书，但他没有。我大爷解放后，放下枪杆子回到农村老家，后来到济南多次给爷爷抱怨，说一家人都在外面，就他家在农村，要爷爷给在济南找工作，那时他才20多岁。爷爷说，当初你选择了回老家，你就在那里好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吧。就这样爷爷没为一个他的子女安排工作。他有一个原则，就是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绝不能以权谋私。从爷爷到济南后，很多的群众有什么困难都来找他，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解决，从不推诿拖延。

秋霜情更浓

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爷爷的一个同乡，小学同学叫张家栋的，爷爷说在学校时他们俩感情挺好，关系密切。爷爷参加革命后与他关系就疏远了，后来张家栋为伪政权服务。爷爷与他也就断绝了联系。没想到解放后他来济南找到了爷爷，说生活困难，请求爷爷为他找个工作。于是就把他安排到建设局管辖的一个沙场做临时工。这事被人告发了，说爷爷是“敌我不分”。于是我爷爷被停职，还受到一个很大的处分，降级，双开。那个时候这个“敌我不分”的罪名，是很严重的。结果还好，后来组织上调查我爷爷没有问题，所以，在做完检查以后就被调到公共事业局当局长了。一年以后他被调到历下区当副区长，我们都以为与这事有关，被降级了。其实不是，哥哥那时在爷爷的身边，他说那年是中央有文件，省里的干部都要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两年，济南市公安局长，比爷爷早两个月下放，去当了历下区区长，爷爷晚两个月，就当副区长了。没想到只过了一年，还没等调回省里，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所有人都被裹进去了，就这样多年过去，爷爷在1982年离休了。别人评论爷爷很厉害，有时也会骂人，但也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与爱戴，爷爷的嘴确实很厉害，经常三言两语就把人家说的无话可说。离休后的爷爷，经常拄着拐棍出去溜达，有一次，路上碰到两个人正在吵架，看到我爷爷过去，就说请老区长来评评理吧，爷爷过去没几句话，他们就笑着和好了。

爷爷经常也会去趵突泉边，听那淙淙的流水声。去大明湖畔，用拐棍指着那诗句，借着晚霞的余晖，大声读：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山东话），我想他是在怀念过去所战斗的日日夜夜，为济南的建设所付出心血。

1989年，爷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终年80岁。我心中的爷爷，永远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那么朝气。一双深邃的智慧的眼睛，与那朗朗的笑声。爷爷永远是我心里的英雄。

写到这里要停笔了，我抬头望天，湛蓝的天空上有几朵莲花般的白云，我在里面看见爷爷慈祥的笑脸。

正是：英雄怡然乘鹤去，日月光辉照君走。当年杀敌血战场，处处鲜花情悠悠。

（王文清孙女 王传玫 20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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