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

　　竟陵出于公安。《列朝诗集》丁十二《谭元春传》引金陵张文寺云：“伯敬入中郎之室①，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斋近集》②卷三《花雪赋引》亦谓：“伯敬论诗，极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翁覃溪《复初斋诗集③卷七十《俪笙和予白斋之作、因论白诗、兼寄玉亭协揆》：“白苏斋渐启锺谭”④，则误伯修为中郎，欲与“初白庵”、“白庵”凑合耶⑤，抑于公安、竟陵家法道听途说也⑥。观谭友夏《合集》卷八《东坡诗选序》、《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则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⑦；小修《珂雪斋近集》卷二《答须水部日华书》、卷三《蔡不瑕诗序》、《花雪赋引》皆于乃兄几如阳明于朱子之作“晚年定论”⑧，亦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矣。中郎甚推汤若士⑨，余见陈伯玑《诗慰》选若士子季云诗一卷⑩，赫然竟陵体也，附录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锺谭”。中郎又亟称王百穀⑾，《诗慰》选百穀子亦房诗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盖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众”。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勒⑿；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惑。（417—418页） 

　　竟陵、公安，共事争锋，议论之异同，识见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⒀。凡袁所赏浮滑肤浅之什，谭皆摈弃；袁见搬弄禅语，辄叹为超妙，谭则不为口头禅所谩，病其类偈子。盖三袁议论隽快，而矜气粗心，故规模不弘，条贯不具，难成气候。锺谭操选枋，示范树鹄⒁，因末见本，据事说法，不疲津梁⒂。惊四筵而复适独坐，遂能开宗立教矣。（425页）贺子翼《诗筏》颇左袒竟陵⒃，一则云：“《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⒄，锺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⒅。二书皆足长人慧根。”即谓沧浪、竟陵冥契同功。徐电发釚《南州草堂集》⒆卷十九《云门厂公响雪诗序》云：“自严沧浪以禅理论诗，有声闻、辟支之说⒇，遂开锺谭幽僻险怪之径，谓冥心静寄，似从参悟而入。一若诗之中，真有禅者。”尤为发微之论。焦广期以渔洋比锺谭(21)，窃疑邓孝威已隐示斯意(22)，《尺牍新钞》(23)二集载孝威《与孙豹人》：“竟陵诗派诚为乱雅(24)，所不必言。然近日宗华亭者(25)，流于肤殻，无一字真切；学娄上者(26)，习为轻靡，无一字朴落。矫之者阳夺两家之帜，而阴坚竟陵之垒；其诗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也。”“华亭”、陈卧子也，“娄上”、吴梅村也，皆七子体而智过其师者也；“夺两家帜”者，岂非王阮亭耶。计子发《鱼计轩诗话》载凌缄亭《偶作》第二首亦云(27)：“新城重代历城兴，清秀赢将牧老称(28)（自注：时谓王阮亭为‘清秀李于鳞’，钱牧斋亟称之，何耶）。细读羼提轩里句(29)，又疑分得竟陵镫（自注：新城有绝似锺谭者）。”然渔洋作诗，讲究声调，自负盗古人不传之秘；竟陵于此事却了无解会，故《尺牍新钞》二集卷十五雷士俊《与孙豹人》云：“大抵锺谭论说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仅见，而略于音调，甚失诗意。诗以言志，声即依之。锺谭《诗归》，譬之于人，犹瘖哑也。(30)”则渔洋说诗堪被“蕴藉锺伯敬”之称，而作诗又可当“响亮谭友夏”之目矣。（425—426页） 
　　-------- 
　　①《列朝诗集》：清钱谦益编，明诗选本，八十一卷。附作者小传。在《锤惺传》里附见《谭元春传》，有张文寺说：“伯敬入中郎之室。”即明代诗歌流派竟陵派（锺惺字伯敬，与谭元春均为湖广竟陵人。）是从明代诗歌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中出来的。 

　　②袁小修：明袁中道字。有《珂雪斋近集》四卷。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称三袁，湖广公安人（今属湖北）。为公安派创始者。文学上强调抒写“性灵”，于诗文不满明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主张。企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三袁中袁宏道成就较大。 

　　③翁覃溪：清翁方纲号。有《复初斋诗集》七十卷。 

　　④白苏斋：袁宗道书斋名，字伯修，因好白居易、苏轼诗，故名。是袁宏道启锺、谭，这里说成袁宗道，所以说他误了。 

　　⑤与“初白庵”、“白庵”凑合：把袁宏道误作袁宗道，是不是要把白苏斋同初白斋（清查慎行，号初白）、白斋（清陆绍曾）凑合呢？ 

　　⑥竟陵：明代诗歌流派，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于诗文反对摹古，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为轻率，倡导幽深孤峭，追求形式上的险僻，作品因而流于冷涩。 

　　⑦谭友夏：明谭元春字。有《合集》二十三卷。《谭友夏合集·东坡诗选序》：“斯选也，袁中郎先生有阅本存于家，予得之其子述之。”又《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续集而属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学，学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为先子者，实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叙先子。”从这两段话看，袁中郎子述之已化为竟陵派了。 

　　⑧小修：袁中道字。又有《珂雪斋集》二十四卷。《珂雪斋集·答须水部日华书》：“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又《蔡不暇诗序》：“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神，则善矣。”又《花雪赋引》：“友人竟陵锺伯敬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袁中道在这三篇文里，完全肯定竟陵，把公安变成竟陵。好比王守仁（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把朱子晚年之说说成与陆九渊理论相同了。 

　　⑨汤若士：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字。 
　　⑩陈伯玑：清陈允衡字，评选《诗慰》初集、续集。 
　　⑾王百穀：明王稚登字。 
　　⑿前后七子：明代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三派鼎立，并驾齐驱。 
　　⒀列眉指掌：指眉毛、五指排列极清楚。 
　　⒁锺惺与谭元春合编几种《诗归》选本，可以作为示范。 
　　⒂不疲津梁：犹架桥引渡，不懈地将作品流传下去。 
　　⒃贺子翼：明贺贻孙字。有《诗筏》一卷。 
　　⒄《沧浪诗话》：宋严羽撰，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对汉魏以来诗进行评论。《诗辨》：“大抵禅道惟在妙语，诗道亦在妙悟。” 
　　⒅《诗归》：明锺惺、谭元春编选，五十一卷。锺惺《与高孩之观察》：“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 
　　⒆《南州草堂集》：明徐釚（字电发）撰，三十卷。 
　　⒇严羽在《诗辨》里讲到禅家有大小乘，上乘具正法眼，悟是第一义；小乘声闻、辟支乘，皆非正也。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谓：佛家有三乘：菩萨乘、辟支乘、声闻乘。菩萨乘普济众生，称大乘；辟支、声闻仅求自度，称小乘。辟支，梵语独觉之义，非由师承，独自悟道；声闻，乃由诵经听法而悟道者。 
　　(21)焦广期：清焦袁熹字。渔洋：清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22)邓孝威：清邓汉仪字。有雅颂领袖之称。 
　　(23)《尺牍新钞》：清周亮工辑，十二卷。 
　　(24)乱雅：雅指正声，即乱正声。 
　　(25)“华亭”、陈卧子：明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 
　　(26)“娄上”、吴梅村：清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 
　　(27)计子发：清计发字。撰有《鱼计轩诗话》一卷。 
　　(28)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历城：李攀龙，历城人。指王士禛代李攀龙兴起，不过是清秀李于鳞（李攀龙字），得到钱谦益（牧斋） 
　　的称赞。 
　　(29)羼提轩：王士禛的斋名，指王士禛。 
　　(30)瘖哑：哑人。 

　　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坛上的几个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反对杨士奇、杨荣、杨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饰的台阁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拟古。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更把复古拟古推向高潮，严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满意七子的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文体，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对机械摹拟，又反对俚俗文风，自认为是在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险怪的途径。 

　　这里三则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时间上后于公安。钱谦益选辑《列朝诗集》，撰《谭元春传》引张文寺的话说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说锺惺论诗极推中郎，这说明锺惺的诗论是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里来的，清代文学家翁方纲也认为袁家“渐启锺谭”。再看三袁的后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坚守公安派的主张；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戏曲家汤显祖，其子季云“酷嗜锺谭”，诗亦“赫然竟陵体”；王稚登之子亦房诗，亦与谭诗难分难辨。这些例证说明竟陵诗论是从公安来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后人也不满意，所以多化于竟陵。因此，袁中道称锺惺论诗极推宏道的话：“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不尽符合上述例证的事实，应当注意后来的发展变化，已是愈来愈转向竟陵。 

　　（二）以往论明诗，总是说公安、竟陵与七子三足鼎立，论其贡献、弊端和影响不相上下，这个说法似也不准确。因为竟陵诗论出自公安，后来超越公安，便成了与七子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谈艺录补订》），而“公安无足比数”。清邓显鹤在《岳归堂全集序》里云：“有明之诗凡三变”，“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后”，而其中一变是七子的拟古体，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学诗，非七子，则竟陵。”（《通雅》卷首）王霖也云：“聚讼纷纷堪一笑，谩推王李折锺谭”（《读唐宋元明人诗》），将王世贞、李攀龙与锺惺、谭元春对举；贺贻孙《诗筏》也是将竟陵与七子相提并论，“度长诘短”，参之以公安者极少。这是就诗论说的。这些清人的言论，反映了竟陵的影响确实比公安深远。 

　　（三）为什么公安派反对七子最为猛烈，反而没能成为七子的对手，而让位于竟陵派，这里指出有几种原因：第一，锺谭合作编选过风行一时的《古诗归》、《唐诗归》，凡是公安派欣赏的“浮滑肤浅”之作和搬弄禅语的超妙之作，锺谭一概摈弃不选，通过选诗和评诗，亮出自己的主张和识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公安派多是发议论，没有树鹄示范，后人又多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所以“规模不弘”，“难成气候”。第二，在文学观点上，清人贺贻孙极推竟陵，将其与宋代诗论家严羽的诗论相比；在创作实践上，世称雅颂领袖的邓汉仪称“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指出其诗风的特点；晚明陈子龙、吴伟业，于七子与竟陵之中，期望能矫其偏，补其失，实则仍是未离竟陵，陈吴的诗不过是“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这也就是说竟陵诗风后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与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诗坛上有一代宗匠之称，善为古文，兼工诗词，著述丰富，诗论与诗作均可“夺两家帜”，还有选本《古诗选》、《十种唐诗选》、《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等，是兼学士与文人于一身的大家。实际上，他只是“清秀李于鳞”，“响亮谭友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