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郭沫若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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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齐放》

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家争鸣，是中国先秦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思想学术十分活跃的景象。百花齐放，对于已经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识形态所苦的艺术界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在公民享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的社会秩序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就是常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知识分子的奢望。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双百”方针作了报告，郭沫若也感到欢欣鼓舞，于是从1956年3月30日起启动了一个系列诗歌创作计划，写100首颂扬各种“花”的八行体新诗。这些诗先是在1958年4 月3日——6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后结集名为《百花齐放》。诗中，每一种“花”都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时代精神。如：

　　 《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郭沫若先是在1956年暑期试写了三首，后因“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相符，有的虽熟悉而并非深知”而暂停。到了1958年，受“大跃进”精神的影响，决定完成它。他到天坛、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园艺部访问，北京和内地卖花的地方，他都去请教过；还得到热心朋友的帮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终于在1958年写完了《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这些诗在艺术上的缺点是明显的。当然，这种硬性的比附，主题先行，对他已不是偶然。新中国成立后，诸如学文化、抗美援朝、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他都做了诗。比如：

　　 《学文化》

　　 毛主席告诉咱：

　　 工人阶级当了家，

　　 要把中国现代化，

　　 要把中国工业化，

　　 当家的主人翁，

　　 必须学文化。

　　 《防治棉蚜歌》

　　 棉蚜的繁殖力量可惊人

　　 人们听了会骇一跳。

　　 棉蚜的生长季节里

　　 一个棉蚜要产子六亿兆

　　 这是单性生殖的女儿国，

　　 一年间三十几代有多不会少。

　　 《学科学》

　　 大家齐努力，

　　 一切动手干

　　 光辉的目标在眼前，

　　 加紧往前赶！

　　 和这些诗相比，《百花齐放》中还有一些对花的姿态的描写，诗味已多了不少。郭沫若在《百花齐放》后记中写道：“普通说 ‘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是选出100种花来写，那就只有100种，而不包含其它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第101首。

　　 我倒有点儿喜欢101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些有‘即济’、‘未济’味道，完了又没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百花齐放》从艺术上看怎么样，郭沫若心里是清楚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陈明远直接写信给他，说不喜欢他的《百花齐放》。他在1959年１１月８日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您对于《百花齐放》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 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多年以来，我是愈加体会到：新诗，真是太难写了。所以当诗兴偶发，每每起笔就做成旧体诗。毛笔字也愈写愈滥，不可自拔。毛笔字、文言文、旧体诗，三者像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样，是配套的。……我何尝不想写出像样的新诗来？苦恼的是力不从心。没有新鲜的诗意，又哪里谈得上新鲜的形式！希望你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

　　 现在看来，《百花齐放》的问题，还不只是艺术上的单调刻板，缺少诗味。更严重的是，在郭沫若开始这个系列创作的1956年，中国曾经一度出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度有过百花齐放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长，到了郭沫若大量创作和发表这些诗的1958年，实际情况已经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辕北辙。经过反右派运动的风暴，百家争鸣已经被解释成两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成了只许放“香花”，不准放“毒草”，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有个性的作品被打入另册，所谓“百花”早已在寒风席卷之后一派凋零。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发表的《茉莉花》里也写道：

　　 我们的花朵小巧，雪白而有清香，

　　 簪在姑娘的头上，会芬芳满堂。

　　 当然，人们也可以摘去焙成香片，

　　 厨师们更可以用来点缀竹参汤。

　　 有那肮脏的文人却称我们为“狎品”，

　　 足见他们的头脑是荒天下之大唐，

　　 这样的思想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

　　 打算过社会主义革命关，休要妄想！

　　 这时再创作《百花齐放》，不说是粉饰，起码也是文不对题了！

　　 《红旗歌谣》

　　 说到《红旗歌谣》，不能不从大跃进谈起。

　　 1958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来计划用 15年到20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三、四年时间就突击完成了。1958年毛泽东外出视察农村，有人提出要办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成为圣旨，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通过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那一年，还提出了在工业战线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增产节约”，“超英赶美”和“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举国飘扬的三面红旗。在这种“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民歌”。有代表性的如：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社是山中一株梅》

　　 我是喜鹊天上飞，

　　 社是山中一株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

　　 石磙打来也不飞。

　　 《一挖挖到水晶殿》

　　 铁镢头，二斤半，

　　 一挖挖到水晶殿，

　　 龙王见了直打颤，

　　 就作揖，就许愿，

　　 缴水缴水，我照办。

　　 《妹挑担子紧紧追》

　　 情哥挑堤快如飞

　　 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

　　 也要拼命追上你。

　　 这些诗最初是工农诗人所作，还是“劳动人民自由创作”，不得而知。它的民歌形式和新的生活内容使文艺界将其视为“新民歌”，说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郭沫若1958年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说：“由于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应当下乡去或到工厂去‘跑马观花’或者‘下马观花’，我最近也到张家口专区去‘跑马观花’了两个星期。的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地方上的建设热情，真是热火朝天，正在排山倒海。……处处都在进行水利工程，在劈开山岩，抬高河流，使河水上山。……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诗画气韵生动，意想超拔，真是令人深深感动。……生产热情高入云霄，把太阳当着月亮，心境安闲；月亮当着太阳，勤劳不倦。

　　 月下挖河泥，千担万担，

　　 扁担儿——月牙弯弯。

　　 咕，咕，像一群大雁。

　　 朔风呼啸，汗珠满脸，

　　 今年多施河泥千斤，

　　 明年增产粮食万石。

　　 这是一首新的民歌。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

　　 这是又一首新的民歌。

　　 ……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你看，猪肉在见风长，果实在见风长，粮食在见风长，钢铁在见风长，好像都在为实现总路线而作最大的努力、最亲密的团结。”

　　 新民歌创作最初是有很大的自发性的，也不失想象的大胆与奇特。后来，随着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不合时宜的大办食堂；“放卫星”的浮夸风，文艺界也有人提出要放卫星。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不失时机地提出“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中国人多英雄多，一人一铲就成河。中国人多好汉多，一人一镐把山挪。中国人多画家多，一人一笔新山河。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 “放卫星”的 文艺创作很快变成一种行政行为。一些地方搞起所谓万首诗乡，万首诗兵营，万首诗学校，提出县县出李白，乡乡出鲁迅。一些基层领导强制性命令某车间、某生产队一夜之间要写出多少多少诗来，写不出来，不能睡觉，不能吃饭。搞得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为了完成写诗的政治任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抄我一句，我抄你一首，使民歌创作成了运动群众的蠢事。如“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敢问河西英雄汉，小麦何时上五千”。“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这样的诗，不知编了多少。但是这种“创造”被郭沫若是这样看待的：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几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留连。”

　　 “到处都是新李杜，

　　 到处都有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

　　 莎士比亚几千万。

　　 李冰蔡伦接联翩，

　　 建筑圣人赛鲁班。

　　 哥白尼同达尔文，

　　 牛顿居里肩并肩。”

　　 ――（《跨上火箭篇》）

郭沫若在《长春行》等诗集中，也记载下这样的诗句：“水稻产量的惊人，已闻亩产几千斤！”“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还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他还有诗曰：“各尽所能配所需，将成老生之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真是家常茶便饭。未来远景多灿烂？事在人为不虚玄。当前的跃进是榜样，跨上火箭往前赶。”

1958年９月４日，他给《人民日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编辑同志：

　　 我是８月３１日来长春的，参加了精密仪器八大件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不日将离此回京。

　　 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早稻才闻三万六，

　　 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请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

　　 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该诗如已发表，可否请将此信刊出以代更正。又钢产量千万二句，请改为“千万另”。

　　 郭沫若

　　 1958年９月４日于长春（2）

　　 从这封信看，郭沫若是很认真地相信了当时的浮夸宣传。通常，人的轻信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失误。但在当时，也有不轻信不盲从的人。平时养成了随波逐流的习惯，遇到这种大面积的谎话，就不容易识别了。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这样轻信，又会助长科学界的轻信。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科学精神之光，在中国大地上熄灭了。

　　 受毛泽东之命，郭沫若和周扬领衔合编的《红旗歌谣》，算是新民歌运动最权威的版本了。《红旗歌谣》的序言中说：“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以精选为原则。我们的标准是：既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又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看到很多的新民歌思想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带着无限的喜悦心情把这些民歌选在本集里。”比起大跃进时代各地制造的浩如烟海的“新民歌”，《红旗歌谣》编选的民歌，格调比较健康、清新。无论怎么歌颂，总还是“浪漫地”地夸张，人为地违背自然常识地胡吹滥造的没有。想象力“最丰富”的也不过是“玉米稻子密又密，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在浮夸风中还不算登峰造极。

　　 后来，郭沫若还是看出了大跃进的荒谬。在1963年１１月１４日致陈明远的信中他说：“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后来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三敢三严’的作风，稍有好转。但是直到如今，诗歌评论界（以至整个文艺界）的风气，还是没有彻底端正过来。一些所谓文艺界头面人物，再次败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誉，把现实主义丑化为板起面孔说教，把浪漫主义丑化为空洞的豪言壮语。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郭沫若在20世纪的中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说他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诗人、学者、知识分子，他都当之无愧。对于作家、学者、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评价还有另一重文化尺度。这种文化尺度不是他看是否忠诚于他所效力的政权和领袖，而是看他的文化选择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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