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之审问之出自于哪里(博学审问是什么意思)

来书云：“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盖承沿旧说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身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①”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

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①只穷理，便尽性至命：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来信说：“人的心体，原本是没有不明的，但是每个人受到各自的禀气的束缚和外物的蒙蔽，就很少有不昏暗的了。除非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来明了天下的理，不然的话，善和恶的起因由来，真和假的分辨，都不能自我察觉到。如此就会纵情恣意而为，其危害也将举不胜举了。

这段话，大体上是似是而非，原因在于它承袭了旧说的错误，不得不来分辨一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可以称之为学，没有学了却不去行的。比如说学孝，就必须要服侍奉养（双亲），躬行孝道，然后才能称之为学。哪里能只是空口白牙说说，不疼不痒听听，就可以称之为学孝了呢?学射箭，就一定要张弓搭箭，拉满中的；学写字，则必须抻开纸，拿起笔，濡上墨一笔一划去写。

天下所有的技能学问，没有不去执行而就可以称之为“学”的。学的开始阶段，就已经行（的开始阶段）了。“笃行”的“笃”，是敦实笃厚的意思，是说一旦进入了行之始，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行下去，不半途而废的意思。学习，不会没有疑问，那么就有了审问，审问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后还不会没有疑问，就有了“慎思”。“慎思”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后又不能没有疑问，于是就有了“明辨”。“明辨”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分辨明白了，思考慎重了，问得详尽了，学也找到门道了，然后又能持续不断下功夫，这就称之为笃行。并不是说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后，才开始执行。

所以说从寻求能做某件事的方面说称之为“博学”，从寻求能解决学的过程中的疑惑方面说称之为“审问”，从寻求能弄通所学的对象方面说称之为“慎思”，从寻求能精确察看所学对象的方面说称之为“明辨”，从寻求落实所学对象到实践中来的方面说称之为“笃行”。从分开的不同环节而言，可以说是有五部分，但是五部分合起来说其实是一件事，（都是“行”这一件事）。这就是鄙人“心、理合一”的本体，知行并进的功夫所不同于于朱熹先生的说法之处。

现在亲只举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来穷尽天下的理，却没有涉及到“笃行”，这是仅仅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当作是“知”，而认为穷尽天下的理是不需要“行”的。天下又岂有不“行”而学的呢？岂有不“行”而就可以认为是穷尽理了呢？程颢先生说过，“只是穷理，便能做到尽性至命。”所以（按程颢先生的意思）只有施行仁，并将“仁”做到极致，然后才可以称之为能穷尽“仁”的理；只有施行“义”，并将“义”做到极致，然后才能称之为能穷尽“义”的理。将“仁”做到极致，就是穷尽了“仁”的性了，将“义”做到了极致，就是穷尽了“义”的性了。求学的人达到了穷理，就认为功德圆满了，却还没有付诸于执行，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知”而不行，并不能称之为治学，如此就知道不去执行同样也不能称之为穷理了，知道不执行不可以称之为穷理，也就知道了知行合一、齐头并行，而不能将其分为两件事来看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我之一心。如果一定要说，要穷尽天下之理，恐怕凭借我心之良知还不够，而必须要向外寻求天下广大的事理，以补足增益我心之良知的不足，这就好比将“心”与“理”一分为二了。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哪怕资质上属于“困知勉行”的人来说，只要下别人尽一份力自己尽百倍力的功夫，而将（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极致，达到尽性知天的境界，也不过是“致”了我心中的良知而已。良知之外，难道还能增加一丝别的东西吗？现在一定要说：要穷尽天下之理，却不知反求自心（之良知），那么，所说的善与恶的由来，真与假的分辨，舍弃了我心中的良知，又用什么来体察呢？亲所说的“禀气的束缚，外物的蒙蔽”，也就是束缚蒙蔽在（不知心外无理）而已。现在想要摆脱这种蔽障，不知在致良知上用功，却想向外物寻求（去蔽障之途径）。这就像是眼睛看不到东西，不服药调理来治疗眼睛，反而昏头昏脑寻求能更清晰看清外界，而要清晰看清外界难道可以从外界求得吗？纵情恣意而行的危害，也是由于不能在自己良知的基础上精确体察天理而已。这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地方，不容我不来分辩啊！亲千万别怪我言论太偏激尖刻。

这段阳明先生说的已经非常精详，大家只需用心细读原文即可明白阳明先生的本意。

这段承袭上段，主旨依然是争论吾心之良知和外物哪个才是老大这个问题。顾东桥开始说“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如果仅有这几句，阳明还真挑不出毛病。但接下来的话，一下子就露出小尾巴了，阳明先生也就很兴奋地冲上去攥住了。

顾东桥说“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但是独独漏掉了“行”，本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几句出自《中庸》的话，是一气呵成的一个整体，你偏偏在这里漏掉一个“笃行”的“行”字，在“整体偏执症患者”阳明先生跟前露此破绽，不正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不过，顾东桥同学不说“行”字，也自有他的理由，他认为“学、问、思、辨”属于“知”的部分，要克服“气拘物弊”，必须把“知”的问题解决掉，只要“知”得真切了，哪怕没有“行”，也可以算是穷尽事理了。

阳明先生的回答大家看原文即可，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阳明认为，顾东桥所说的撇开了“行”的“知”，其实都不是真知，那些流于耳边口头的“学、问、思、辨”，也只能归类为“知”的过程中的一些步骤，只有在这些步骤上加上“笃行”的“行”字，整个“知”的过程才算完成。其实，这段的意思，在《传习录》上部中阳明早就不厌其烦地讲过，只不过这段讲得更系统，更精细，也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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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伏拜王阳明、曾国藩，想交一起知行合一、修身养性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