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夜思
作者:唐朝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静夜思》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必修课,几乎可以说是唯一(或者唯二,但肯定不会超过唯十)能达到家喻户晓的普及经典。如果谁胆敢公开声称不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这个谁谁谁完全有可能会遭到某个身边三岁萌童的鄙视以及白眼。想当年,笔者在幼儿园中班的女儿看到在水中嬉戏的白鹅,诗性大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竟然浑然天成地完成了文学再创作,让敝人感慨万端。
这么一首明白如话的小诗竟然有如此高的传颂度,难道是中国人民的审美出了问题吗?曾经就有过留洋某精英声称:《静夜思》比起西方的叙事诗来说也就是幼稚儿童口水歌的级别。好家伙!把本土一众秀才气得不轻,愤然反击,说辞各异,但俱不得要领。不禁让人感慨国学精粹竟然难觅窥破奥秘的大师级人物了,让人陡生人才凋敝之叹。
但是,敝人就是觉得这首儿歌级别的《静夜思》有一种很高级别的感觉,难道俺的第六感出错了?毕竟我们男人的第六感的级别排序较低,连俺最后都觉得自己的感觉值得怀疑。但敝人还是坚持:《静夜思》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这种句式太霸道,不讲逻辑,有文革之风!虑及此风不可长,敝人就只好将这种感觉深埋心中,密不宣人,那叫一个憋屈!
明月何皎皎
后来有个日本文学青年蓦然发现中国的《静夜思》竟然与日本《静夜思》只是亲兄弟,但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日本”静夜思
作者:唐朝李白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抬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这一下就更加添乱了!于是,日本的山月比中国的明月更圆的论调甚嚣尘上,甚至论及日本的鱼肉刺身就是盛唐人民的原汁原味。不过日本的原汁原味敝人也曾在日本本土品尝过,发现竟然没有比在中国盛行的日本菜好吃。当然,也不能凭此就妄下论断,宣称唐朝人的品味不如今人。可是从发展的眼观看,今人的烹调技艺无论如何比唐朝人民要丰富得多,但是这里还是不敢进而论及中国《静夜思》比“日本”《静夜思》高出一筹。
经过这轮辩论,中国人民发现:天啊!“日本”《静夜思》原来真的是李白大人的原著,中国《静夜思》原来是电影改编版。但电影改编版也很经典啊!而且,好像影像效果更好!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变成不可逆转的原著了。所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的《静夜思》就是世界的,毕竟“日本”《静夜思》还是中国唐朝的引进版本。
但是, 为什么中国《静夜思》就那么好呢?难道不是你们中国人的自恋心理作祟吗?要说明白这个问题真心不容易,还得从遥远的东方那些古老的歌谣说起。
唐诗之所以是唐诗,并不是毫无征兆地像孙悟空那样突然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 ,而是历史的积淀到这时的一个爆发,就像“床前明月光”的最早版本是“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一样,唐诗的进化是有迹可循的。这是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里的最后一首。
古诗十九首 明月何皎皎
两汉:佚名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就比“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一定好呢?这就牵涉到评定标准的问题了。
在中国诗歌历史长河里,流到唐朝的时候发展出一种理论:就是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思就是话就讲这么多了,还有一些意思虽然没讲,你如果有慧根的话应该是悟得出来的,这其实就有点谈玄的味道了。这样玩虽然有点玄,但实际上还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就像“床前明月光”和“床前看月光”这两句诗,句子中有没有“看”这个字就对句子后面的想象空间会产生很大差别的,有了这个“看”字就把动作定格了,想象空间立即缩小到睡房这么小了,而“床前明月光”却并没有被特定的动作定格,它是自由的可以延展到月亮的三维空间,你的想象空间就是这么大,因此,余味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翱翔。正因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具有可操控性,诗歌玩的好不好,就可以用这个标尺来衡量。
最早较干脆明白表达这种标准的是唐朝的白居易:“为诗宜精搜”,“须令语尽而意远”(《文苑诗格》)。到了北宋苏轼就讲得更加明白了:“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宋朝人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诗说》里又啰嗦了一下:“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所谓余味余意就像中国文人画里面要玩留白那样, 虽然有的地方画家什么都没画,白纸依然还是白纸,但这个留白就是留给你的想象空间,要的就是余味无穷,总之我不说话,自己去体会,如果你揣摩不出画家的深远意蕴,那是你艺术修养不够,如果你还继续追问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活该遭人白眼,这时那画上的留白分明就是人家的白眼珠子。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讲得兴起,连魏晋玄学都用上了:“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据说羚羊有一种变态的能力,就是用自己的羊角将自己挂在树上,那些豺狼虎豹就找不到它了,这就是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感觉真得很玄,就是那种“我就是不说透,自己去揣摩吧”的暧昧。
这种玩法其实孔子就玩得很溜了,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孔子是讲礼数的人,要为尊者隐,所以孔子在著述《春秋》的时候,有些事不好明说,却老觉得不说出来心里不舒服,那就透露那么一点点,若有若无地表达一下,也是一种表态。孔子这种玩法其实给后来的人们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所以,后来就出现很多详细注释《春秋》的版本,分别是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最后《春秋左氏传》经历时间的洗礼得到大家的公认,脱颖而出,现在简称《左传》。说起来,这种玩法运用到历史记录方面当真还是很有点风险的,如果没有人及时跟进解释,很多的历史就将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后来,魏晋风流们囿于时代太黑暗,统治者太专权太霸道太控制言论自由,讲啥都有可能触及“政治正确”的底线,于是就发明了“谈玄”,,莫测高深地忽悠,就是不触及敏感词汇,大家乱猜去吧。再后来,文人们发现这样玩能上瘾,而且,越来越上瘾,最后就将这种玩法发展到一种标准的高度,这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标准大概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字说尽可能多的事情,别罗里吧嗦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别直接把事情说透,直接说透就没余味缺少想象空间太没意思了,而是要拐着弯把事情说清楚,比如骂人时不要直接骂人家是头猪,而是说:“拱什么拱,属猪的啊?”其实,这个标准在中国民间早已被人民群众吃透精髓。有了这个标准后,诗人们就有意识地节省用字,慢慢地诗歌就固定为四句组合和八句组合这两种短小精悍的标准形式,名称分别叫做绝句和律诗,这样一来,人民群众觉得诗歌这样玩真得太方便吟诵传颂了,十分贴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路线的方针,所以,这个标准一旦确定,顺势就将中国诗歌向上推进到“盛唐”珠峰的高度。
可见标准的制定很重要,到唐朝的时候这个衡量诗歌好坏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标准已经从一种无意识的实践过度到有意识的集体行为了。但这就是衡量诗歌好坏的唯一标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至少,诗歌好不好往往并不是文人们自话自说可以裁定的,它必须要得到大多数普通人认可才行。得到大多数人认可,往往就是流行文化的基本特点。而唐诗和宋词其实就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因为,唐诗和宋词原来就是为了入曲而专门填词形成的。曲子都是现成的,而且都是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很流行的曲子,诗人们只要按照曲子的格式去填词做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诗歌的传唱度最后就由诗歌文字的好坏来决定了,所以,越流行的诗词就是接受度越高的诗词,流行的年代越久就越能检验诗歌的好坏,这一点更与酒的特点有点相似,时间越老越醇。
但有人要跳出来了,难道流行的都是好的,流行感冒也是好的嘛?显然,某些低级趣味其实是很容易流行的,这也是事实。但你要记住了,那些高级趣味的东西如果不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其实往往见光死,很没意思。所以,好的唐诗宋词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日常会经常引用,甚至有些诗歌的句子或者从诗歌里衍生出来的词语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也就是说必须要有金句。没有金句的唐诗宋词往往经过历史长河被大浪淘沙掉了,或者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提起来往往让人一脸茫然。虽然有些诗人的诗没有什么好的完整的篇章,但因为有一些千古传诵的名句,反而让人们经常谈及,比如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幽居》)”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但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出自贾岛的哪首诗,而且,贾岛的这首诗从整篇看确实很平庸,但是,人们却总是津津乐道于贾岛与韩愈对于这首诗歌中用词的推敲的八卦故事,最后成就了新词“推敲”的诞生,也成就了贾岛的千古金句。
当然,好的唐诗宋词或许还有其他的衡量标准,但以敝人的浅薄觉得有上面两条标准其实就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检验出诗歌的好坏了。
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再好好衡量一下这首著名的汉乐府诗歌《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这两句诗按照“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标准来衡量,太过直白,显然把没有掌握“意无穷”的要领。但这是汉朝劳动人民创作的诗歌,那时候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盛世,而且,言论相对魏晋时期来说就自由了好几个等级,基本上除了个别“政治正确”的话题(比如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就触发了“政治正确”的底线),其他的想说就说,所以“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套标准根本没办法推行。汉朝人民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直抒胸臆,所以“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直说就行,很爽!而且,汉朝人民觉得这样说很有创意,其实也确实很有创意,从此就开创了月光照床的经典文学范式。
这么一首具有开创之功的好诗,我们要好好欣赏一下。接下来“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与前面两句是很自然的逻辑推演承接关系,月光撩人,无心睡眠,引发忧愁,索性起床瞎走。
所愁何事?“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就是那个在外浪荡的家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早点回到家里是不是更加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形象啊!这有点瞎操心的味道,人家在外快活关你啥事?
当然关事啦,那是奴家最关心的事啦,所以一想起来就让人发愁:“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这是很实在的描述,三更半夜的在外面彷徨,是很难碰到同样失眠的人的,“愁思”自然无从倾述,这个描述是直抒胸臆而已,不再啰嗦。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注意:“引领”不是拉着衣领的意思,而是伸长脖子的意思。就是伸长脖子想看得尽可能远一点,也是白费力气,三更半夜的视线本来就不好,这就是一种徒劳举动,只好又回到房间里去,但是徒劳的举动一点也不徒劳,结果把自己给整哭了。这就是艺术,太感人了!
我们看到,这首诗其实是很有逻辑推演性质的叙事性很强的一首诗。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的起兴开始,就透着很强的逻辑性,明月照床,光线太强触发无心睡眠,这个就很合理,所以,失眠总是难免的,很自然就引出了“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然而,月光太强烈就引发失眠也多少有点矫情,这个自然会帮你解决这个疑虑,“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就是失眠的真正原因。前面六句诗,有起兴,有设问,有倒叙,但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失眠的终极原因,起兴自然,推理也自然,读起来自然流畅,有种阅读的愉悦产生,很有心情继续读下去。
接下来,起床了就得干点啥,于是就很自然地引出“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出户独彷徨”是“揽衣起徘徊”的后续动作,承接自然无缝对接。“愁思当告谁”是“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心理诉求,如果忧愁可以找人倾诉也就不会憋出忧郁症来了。可是,三更半夜的,怎么好意思吵醒别人,就为跟人家倾诉心中的苦闷。只好自己解决问题了,于是“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伸长脖子是可行的解决暂时的愁思的方案,因为确实可以看得更远一些。但是,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古代赶夜路,照明的条件非常的不好,即使有月亮也不适合长途出行,所以,古人如没有特别需要,是绝对不会赶夜路的。这种违背常识的举动不但徒劳而且预后效果很不好,结果,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只好回房洗洗睡吧。但是一番挣扎后,心理疾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反而加重了心中块垒的郁结,结果堰塞湖决堤而泻,遂有“泪下沾裳衣”的效果产生,简直太符合逻辑了。汉乐府诗歌往往都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讲故事的能力比较强,这也是叙事诗的载体形式决定的,这种形式也顺便决定了诗歌本身逻辑性很强的特点。
这样合乎逻辑的诗歌,似乎没有什么余味可以继续探寻了。其实不然,因为“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是没有结果的结尾,这就可以留有“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这种处理方式就很有点好莱坞大片的片尾的模式,留下悬念,好为下一集的拍摄留下一个药引子。这么说起来,在唐朝人看起来都是遥远的古代的汉朝,人们就会玩“言有尽意无穷”这样的高难动作了。而且“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虽然没有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简练和意蕴深远,但作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句子,至今还会有人引用,这就很不一般,完全称得上千古金句。这么说起来,从上面设定的好诗歌标准判定这是一首好诗。而且,从发展的角度看是一首对后代的唐诗宋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好诗。
最最关键的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的创意是来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说法。这么说起来,“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推算起来应该是“床前明月光”的老祖宗了,而且,老祖宗的基因非常强势,一看到“床前明月光”就觉得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真的长得很像,这也充分说明,唐诗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得以发扬光大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化要不断进步,就要认真继承以前的优良文化基因,并且再不断开拓创新,这样才是文化持久昌盛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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