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家》(戴望舒《寻梦者》)

作者近日在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旁留影

2020年9月初，新冠病毒在中国变得和缓起来，国内生活逐步复原。这时候，母校清华约我回校为“暑期人文讲堂”讲了一次课。此后过了一个多月，我便收到江苏省东海县发来的邀请函，邀请函大意是，连云港市朱自清研究会与江苏省东海县委宣传部将于11月中旬举办“朱自清故乡行”采风活动，希望我参加。负责联系的同志还告诉我，东海县已了解到我在清华讲课的题目，希望我就此也给东海的干部们讲一讲。

我答应了。

东海是朱自清先生的出生地。而我，自认为和朱自清先生有很深的缘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虽然考上了声名远播的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工专业，但内心却对人文学科情有独钟。我甚至为此找到一些在北大读人文学科的同级的学生，打听人家高考语文多少分，英语多少分，如果听到有人这两门成绩还不如我，我就更加后悔当初没有学文科。我也曾找到清华高分子专业我的班主任范奎成老师表达我的这份“独钟”，并询问有无可能转到相关人文专业去。范老师说，清华当时没有人文类的本科专业，算是冷却了我的“独钟”。但范老师也没有忘记用他和朱自清先生近似的江浙口音，以阅清华人无数的通达反问我：哪个清华学生没有一点自己的兴趣？哪个清华学生能在青少年时就预知自己大学时即将就读的专业并兴趣浓厚？哪个清华学子不是在逐步探索中与自己的专业建立感情并作出成绩的？这三个反问更足以让我为自己那点小我的“独钟”感到惭愧。

然而，“独钟”毕竟是源自心灵深处，理性把它压下去，感性又不断把它翻出来。虽然清华理工类学科学习压力很大，但我总能设法找到一点时间，抓紧阅读一些人文类书籍，其中就包括朱自清先生的文集。清华大学图书馆，像其建筑周围的大片绿植一样，正是满足我人文饥渴的文化绿洲。两年后，当我对这片绿洲的美丽富饶越来越有感知，也越来越有感情时，另一个事件也悄悄来临——清华大学中文系恢复成立了，我和清华校内30名理工科学生经过考试，获得了在这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机会。而历史的巧合之处是：朱自清先生曾分别担任上述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文系的负责人。

及至1988年，朱自清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会在清华大学举行，那是我大学六年中最难忘的一次名家云集。因参与现场服务，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陈岱孙、季羡林、钟敬文、王瑶等学界大家。而他们对朱自清先生的评价与敬重，至今印在我记忆中。

我想到东海看一看，还因为我有关于朱自清先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名篇《背影》中写过这句话：“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那么，朱自清先生曾经对他的父亲，即《背影》的主人公，有过怎样的不好呢？他对父亲的不好，是否和我曾经对父亲的不好有相近之处呢？

说起我对已经离我而去11年的父亲的不好，我从未对家人以外的朋友讲过，因为随着我年龄增大，特别是我儿子也到了我当年冒犯父亲时的身高，我想起此事总感到深深的自责。当年，我50多岁的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常常对外人自夸我家那三间旧房子是“万年牢”，意思是房子建筑质量十分牢靠。而我，每到下雨房顶漏水时，总要赌气地重提我父亲曾自夸的“万年牢”，以表达我对房子质量和我父亲“吹牛”的不满。奇怪的是，我那一向脾气暴烈的父亲，对我这句话，始终没有给予过正面回答，也没有因此对我再施“暴烈”。最近六年来，我住在单位分配的一套很小的公房里，也曾下功夫密封那个七八平米的阳台以扩大使用面积，但这个凉台好像是成心教训我，每次大雨都要漏得稀里哗啦。我曾多方求助，设法维修，甚至曾惊动过“北京12345市民热线”，但至今也无法根治，全家人每到雨季就为凉台担心。虽然我儿子没有为此责备我，但我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父亲的不敬。

而朱自清先生对父亲呢？

11月12日，到了东海。我向当地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位对朱自清研究颇多的领导附在我耳边说，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先生好面子，娶了几房姨太太，因没有处理好和姨太太的关系，导致因家庭矛盾而丢了工作。在家庭经济有困难的情况下，他总想让长子朱自清多给家里交钱甚至私自领走朱自清先生的薪水，导致朱自清总被家庭经济矛盾困扰，最后父子反目乃至不相往来。

朱自清先生和父亲不和的时间段大致是1920到1928年，我检索了那段时间朱自清先生的主要经历：

1920年修完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

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成为“五四”时期重要作家之一。

1922年，只身一人到浙江台州第六师范学校任教，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散文家和红学家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份诗刊。

1923年发表了近300行的著名抒情长诗《毁灭》。

1924年，朱自清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

1927年，“四·一二”政变给朱自清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他的作品不再限于日常生活的抒情小品，转向抨击现实丑恶的杂文。

1928年，朱自清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我们不妨设问：如果朱自清先生像巴金的作品《家》中的“觉新”那样，做一个传统意义上标准的孝子，为了不让父亲生气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那么，以上这些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件将会变成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说，朱自清父亲是因为家庭落魄而不得不在朱自清工资上打主意的。然而纵观中国古今，穷人富人都多如牛毛，有哪家父母不想让儿女孝顺自己？若遇到困难，有哪家父母不是首先想到自己“有出息”甚或“没出息”的儿女？多少个家庭因“孝顺”的不称心和不到位而引发亲人反目？不是有一位父亲，因为感觉“有出息”的女儿不热心于给“没出息”的弟弟出钱结婚，竟然动手杀了女儿吗？而说到“孝顺”，我们中有谁不赞扬“孝顺”？又有谁会去批评父母对“孝顺”的要求不合情理呢？

我所主持的《博览群书》杂志曾推出一组名家与父亲关系的文稿，因涉及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大家及其父亲，读者反响强烈。其中，《对于父亲，郭沫若的表达似有‘不恭’》一文的微信公众号引发的读者留言，比原文文字量还要长数倍。再读那些留言，每每令人掩面而泣。

这次在东海，我结识了两位和朱自清先生姓氏相同的当地领导。两位朱姓领导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是，东海水晶，以蕴藏量大，质地纯正而著称于世，因而有“东海水晶甲天下”的美誉。热爱水晶的大批游客每年都要从全国乃至全球赶来东海，全县有几十万人从事水晶产业，产业年产值以百亿元计，已经成为东海经济和百姓财富的重要支柱。

第二件是，尽管今天绝大部分东海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早已大大超越曾在东海县任小官的朱鸿钧一家的境况，当然也大大超越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一家的境况，但百姓们对当地俯拾皆是的富商巨贾看得并不很重，唯独对只是一至四岁曾在东海生活过的朱自清奉若神明且念念不忘。如果有人说朱自清不是生在东海，东海人甚至会跟人家打起来。

两位朱姓领导说，东海人对朱自清的理解未必很到位，但他们懂得朱自清的经历和作品中，藏有大量对东海人十分宝贵的东西。

当我问到富裕起来的新东海人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时，其中一位领导说：“我们还需要经历更多的生活与文化洗礼，才能让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更加美好。”

这里需要说明，朱自清1925年写完著名的《背影》后，并没有联系父亲。《背影》首刊于1925年11月22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00期，后收在192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背影》散文集里。1928年秋日的一天，朱自清的弟弟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忙奔上二楼父亲卧室，送给父亲先睹为快。此时的父亲已行动不便，缓缓挪到窗前的小椅上，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读儿子的文章《背影》。不知读到哪一段，父亲朱鸿钧老泪纵横，手不住地颤抖，但读完后，昏黄的眼珠却放射出光彩。他知道了儿子的心事，也知道了一些过去不明白的事。

不过，朱鸿钧老人无法知道，他于1945年病逝，终年76岁，在当时算得上高寿；而他的儿子朱自清三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不到50周岁。

关于朱自清与父亲，关于父母与子女，关于中国的孝道文化，我感觉我们的“不知道”仍有很多。（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博览群书》杂志社社长、主编）

作者：董山峰

编辑：蒋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