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7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6《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阶级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阶级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7自己本不是一个历史观很强的人,但当时只在kindle上粗略读过后便搁置了。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一本好书》,从万历皇帝的视角出发对该书进行了舞台剧式的演绎,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为一个孩子背负的王朝,为一个帝王无奈的抗争。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15年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20年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正如王强老师在混沌大学《历史的凝视》课程中所说的,对过去有意识,对未来有觉知,这似乎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培养历史观,其实是让我们去了解历史的事实与真相,因为历史是时间的证人,是真理的光亮,是记忆的生命,是生活的导师。我们走向历史的同时,也在走向未来。